一、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历史演变

美国院校研究协会于1965年正式成立，是美国院校研究组织化、专业化的重要标志，正如卡罗琳·博伊尔斯（Carolyn V. Boyles）所言，标志着“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整体性院校研究框架已经建立。” [2]① 目前，协会拥有4700余名会员（包括240余名国际会员），遍布全世界1800多所机构，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院校研究专业组织 [3] 。协会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酝酿期、稳定与初步发展期、繁荣发展期、成熟期。

（一）1955年-1965年：酝酿期

美国院校研究大致分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前院校研究协会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院校研究协会时期”。美国学者泰特罗（W. L. Tetlow）认为，从17、18世纪殖民地学院的“建校研究”直到20世纪初的“院校调查运动”，均为早期院校研究活动 [4] 。虽然“院校调查运动”直接推动美国很多高校广泛开展自我调查研究，但却是“被动”地进行院校研究实践，并未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院校研究活动。有数据显示，1955年，美国只有10所高校设立院校研究办公室，专门从事院校研究的人员只有几十人 [5] 。

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真正”的“院校研究”开始于“二战”以后。“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高校内部组织和管理日益复杂，高校开始自觉、主动地开展高校内部科学管理的相关调查和研究，直接推动了大量的院校研究办公室的成立和院校研究实践活动的开展。从1956年起，美国联邦和州教育组织、区域协调机构以及美国教育理事会等组织，通过支持、赞助或举办一系列院校研究研讨会和讲习班，积极推动高校开展院校研究 [6] 。例如，美国教育理事会于1957年召开大学校长会议呼吁大学尽快任命专职院校研究人员；美国教育理事会和各区域协调机构于1959年赞助并召开关于衡量教师工作量的研讨会；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和斯坦福大学于1959年共同举办院校研究专题讲习班，共有113所高校的150人参加；南方区域教育委员会于1960年针对负责注册、招生、预算等工作的行政人员开设研习班；美国教育理事会于1960年委托布伦博（A. J. Brumbaugh）编写《开展研究以改进高等学校工作》（Research Designed to Improv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以便指导高校有效开展院校研究工作，等等。这些研讨会和讲习班不但使高校充分认识到院校研究的重要性，进而推动他们设立众多院校研究办公室，而且培训大量院校研究人员，提升其院校研究能力，极大地推动了院校研究的普及推广和组织化进程。截至1965年，美国共有115所高校建立了院校研究办公室 [7]46 。

此外，早期成立的院校研究办公室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对院校研究的组织化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芝加哥大学和“十大联盟”（Big Ten Universities）等十一所高校的院校研究人员于1960年成立了院校研究委员会（Th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Eleven），定期举行专题研讨，交流院校研究资讯，开展大量跨院校研究，为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建立做了有益探索。他们举办的“院校研究研讨会”（seminar 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把分散的院校研究力量聚集起来，使参会者认识到举办一个常规化会议的重要性和价值，这一共识使本次研讨会成为院校研究年会的雏形。1961年3月，第一届“院校研究年会”（The National Institutional Research Forum） ② 正式在芝加哥举行。前两届参会资格仅限“邀请-出席”方式，只有部分区域协调机构和高校院校研究办公室的50余名人员参会。考虑到这种参会方式的局限性，同时为了更好地凝聚与壮大院校研究力量，第三届年会放宽参会资格，参加人员激增至200人，故而年会在规范性管理方面作出较大改善，要求参会人员积极提交论文，增加专题报告和主席演讲环节，其规范性、开放性与影响力得到持续扩大。随着年会的连续召开，分散的院校研究力量逐渐汇集，联系更加密切，互动更加频繁，建立一种组织制度以有效凝聚、管理及服务院校研究人员的需求日益迫切。在1965年的第五届年会上，美国院校研究协会正式成立，最初共有会员382名 [8]125 。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成立是美国院校研究发展中的里程碑，标志着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院校研究的正式开始。

（二）1965年-1975年：稳定与初步发展期

1965年-1975年是协会谋求稳定并取得初步发展的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定义IR”和完善组织结构。20世纪60年代中期，院校研究在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中已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正如弗朗西斯·鲁尔克（Francis E. Rourke）和格伦·布鲁克斯（Glenn E. Brooks）所言，“在高等教育中使用现代管理技术趋势的核心是院校研究。” [7] 41但院校研究在内涵、性质与功能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论，“学术抑或管理”之争首当其冲，因此，“定义IR”成为协会在这一阶段的当务之急。1970年，乔·索普（Joe L. Saupe）和詹姆斯·蒙哥马利（James R. Montgomery）发表的《院校研究的性质与作用：给高校的备忘录》（The Nature and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Memo to a College or University）认为，院校研究主要是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提供咨询建议等工作促进高等教育机构的科学决策和有效运作 [9]。对院校研究的这一新阐释得到院校研究领域各方人士和相关机构的高度认可。另外，西德尼·素斯洛（Sidney Suslow）在这场争论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不断明晰IR的概念边界、积极争取埃索教育基金会（ESSO Education Fundation）的赞助而组织召开院校研究未来发展的专题研讨等一系列工作，有力地推动院校研究定位“管理而非学术”的发展方向。

随着协会对院校研究的定义与阐释为其专业化发展和实践活动开展指明方向，完善内部组织结构成为这一阶段的另一重要任务。比如，协会为了加强管理、保障自身有序运行，于1965年出台《AIR章程》（AIR Constitution），从制度和规范上不断完善内部结构。再如，为了支持、管理和规范一系列院校研究主题的专著和其他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协会于1972年设立出版物委员会（Publications Board），从1973年开始发行《高等教育研究》（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74年开始发行《院校研究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系列丛书，进一步加快院校研究专业化发展进程。1974年AIR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AIR）的设立是协会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要转折点。协会早期的工作场地和经费均依赖于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的志愿人员所属机构的支持，具有志愿组织与志愿人员的鲜明特点，难以大规模地推动院校研究的开展。为了大规模、高质量、更加规范地推进院校研究工作，协会专门设立AIR办公室并聘请行政主席（Administrative Director） ③ ——简·丘拉克（Jean Chulak），开始拥有固定办公场所、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执行财务、会员资格、年会、出版物等方面的行政职能，从本质上实现了从志愿组织到专业组织的转变。随着这一时期协会的稳定发展和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会员人数直线递增，从1965年的382名增加到1975年的1060名 [8]125 。协会还不断调整会员资格的标准及分类，1976年修订的《AIR章程》取消了正式会员和准会员这两种带有等级色彩的类别，重新规定定期会员、研究生会员、退休会员和杰出会员四种类别。

（三）1975年-1990年：繁荣发展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方面，由于美国高等教育持续遭受经济困扰，致使高等教育入学率下降，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信任降低，院校研究对高校改革发展的咨询决策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存在价值受到质疑；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来源渠道和分析技术更加多样、分散，导致一些非院校研究人员也开展院校研究工作，各高校院校研究办公室的职责和院校研究人员的工作范畴日益模糊。为了解决院校研究的生存问题，提升其研究质量，协会于20世纪80年代围绕“信息与技术”“院校研究角色”“提升质量”等主题召开学术年会和专题研讨，正视信息技术对院校研究的挑战与冲击，增强信息技术与院校研究之间的契合性，提升院校研究的质量。其中，伯纳德·希恩（Bernard Sheehan）提出了著名的“三帽理论”（Three Hat Theory），其核心观念是院校研究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应戴着决策者、分析师和技术人员的帽子，系多重角色于一身 [10]。这一思想对理性认识院校研究的生存价值，明晰院校研究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院校研究者的作用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

随着生存危机得以解决，协会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规模持续扩大，组织结构日益完善，积极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第一，协会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第一个国际性附属机构——欧洲院校研究协会（European AIR）成立；仅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本土14个州的区域组织加入协会；会员人数和参加年会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国际会员更是从1973年的51个增至1981年的259个 [8]65 。第二，协会组织结构日益完善。协会为适应内外部需求与变化，增设多个委员会，如设立附属机构委员会（Affiliated Groups Committee）和国际发展委员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具体管理附属机构和协调国际交流合作事务。第三，制定协会发展规划。面对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协会逐渐将焦点转移到未来发展规划和会员专业发展方面。1982年，AIR办公室任命一个由12人组成的特设委员会（Ad Hoc Commission），历时18个月，制定了第一个重要规划——《重新评估协会的宗旨与目标》（Reassess the Purposes and Objectives of the Association），建议协会向非会员开放专门知识资源，发展更多类型会员，提升会员专业能力 [8]67 。协会积极采纳此建议，比如，在会员专业发展方面，协会积极拓展服务领域，针对会员的不同类型制定不同目标的专业培训计划，设立“杰出服务奖”“荣誉奖”“论坛最佳论文奖”等来表彰为协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会员，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会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四）1990年至今：成熟期

1990年代协会的重点是调整组织治理结构和提升院校研究专业化水平。第一，在协会治理结构调整方面，表现为两点：其一，聘用专业人员作为执行主席。随着简·丘拉克的退休，协会迎来重要变革时期。过渡委员会对协会性质、办公室结构与工作业务等方面进行调查后得出重要结论，办公室工作需要增强院校研究专业声音。因此，协会于1991年9月第一次聘用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特里·罗素（Terry Russell）为执行主席（Executive Director）。从行政主席到执行主席的转变体现协会治理方式走向专业化管理道路。其二，董事会成为协会的理事机构。为了使领导政策与治理方式相适应，协会于1993年重新审查并修订《AIR章程》，成立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替代执行委员会，并任命董事会成员为各委员会主任。执行主席作为联结董事会和各委员会的重要纽带，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各委员会的活动中，不但使其行动力得到有效增强，而且也使各委员会从相对孤立走向协作，极大改善了内部组织文化，艾伦·查菲（Ellen Chaffee）称这一系列变化为：“从一种非常特别的‘家庭风格’转变为一种更加行政化、合法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 [8] 83第二，在院校研究专业化水平提升方面，得益于特里的专业领导、人脉关系及其不懈的努力，协会获得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的大量资助，制定新的培训计划——AIR研究机构系列（AIR Institute Series）、增加出版物和奖学金等。协会还于1992年正式通过《院校研究职业实践与道德条例》（The Code of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并成立职业道德工作专责小组，推进职业道德教育的培训与宣传，提升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认同和身份认同。协会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职业道德标准的制定以及会员专业培训活动的开展，逐渐推动院校研究从一个职业领域发展为一个成熟专业。

21世纪初是过渡期，协会面临各级政府拨款减少、特里退休、缺少专职工作人员等诸多挑战，过渡委员会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困难并取得进一步发展。2007年，AIR办公室迁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购置了永久性办公大楼；执行主席兰迪·斯温（Randy Swing）在2007年-2016年任职期间，争取来源多元的捐赠，开展更加多样化的会员服务与专业发展机会，提供院校研究认证服务，极大地促进了协会的发展。其中，会员数量从3810名增加到4105名，增长近8%；协会总资产从210万美元增长到470万美元、净资产从85万美元增长到390万美元 [11]；AIR办公室专职人员从11人增至22人，专职人员的增加不但使协会减少了对志愿人员的依赖，而且极大提升了专业管理水平。随着斯温即将卸任，董事会于2016年5月成立执行主席遴选委员会（Executive Director Search Committee），委托AGB招聘公司（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earch）寻找具有良好协作与精湛领导能力、丰富专业知识的新任执行主席。2017年，克里斯汀·凯勒（Christine M. Keller）就任执行主席，在其领导下，协会更加注重与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组织开展合作、举办研讨、出版专著，致力于通过数据和研究推动高等教育更好地改革和发展。

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协会已发展成为一个高度规范化、成熟化的专业组织，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院校研究活动开展和专业化发展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正如比尔·拉舍尔（Bill Lasher）所言，协会已经并将继续对院校研究的开展产生深远影响 [8]133 。